昨晚（30日），惊悉武侠小说泰斗金庸（本名查良镛）在香港逝世，众多“金庸迷”感到深切惋惜和悲痛！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......金庸先生的多部武侠小说，屡屡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，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岁月。其作品流行的程度，被誉为“凡是有华人的地方，就有金庸的读者”。

然而，你知道吗？除了高产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，作为著名的爱国人士，金庸先生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、政制小组组长、筹委会委员、“紫荆勋章”获得者，在促进香港回归方面做了很多重要贡献，与中共领导人有着深厚的交往情缘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与您一起分享两段金庸先生的佳话，这正是——大侠远去江湖不再，统战风范亘古长青！

金庸曾为香港回归殚精竭虑

1981年7月18日，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接见金庸先生一行。邓小平提出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香港主权，一国两制，制度不变，港人治港，保持繁荣的方针政策。”金庸先生欣喜地说：“这方针政策好，香港人和国际友人都能接受。”

1981年7月，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镛（金庸）先生及其家属。（资料图）

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牢记邓小平的讲话，见人就说：“这次我到大陆旅游，把我小说中写到的地方几乎都跑遍了。特别令我高兴激动的是，见到了我仰慕的邓小平先生。”此后，金庸先生在他办的《明报》上，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、“恢复主权，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保持繁荣”的16字方针，唤起香港民众共同关心香港回归祖国的大事。

1982年9月，邓小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，提出收回香港主权问题。撒切尔夫人在回英国途经香港时，经香港总督麦理浩安排，金庸先生单独会晤了撒切尔夫人45分钟，进行了热诚亲切认真的交谈。金庸先生严肃提出：“1997年7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香港主权，实行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保持繁荣。”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意。然后，金庸先生又在《明报》和《明报月刊》上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的《中英联合声明》，以及“16字”方针，这对安定香港各界人士情绪、“团结起来，向前看”、推进香港经济建设发展、促进国际友好人士扎根香港、发展贸易起到重大作用。

香港知名实业家、中国染厂主席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、筹委会委员、工商组组长、“非洲纺织大王”查济民先生与金庸先生同是“海宁查氏”家族，比金庸先生大两辈，金庸先生叫他叔公。查济民先生积极支持金庸有关香港回归祖国的宣传，办好《明报》和《明报月刊》。

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对《中英联合声明》有疑议，金庸先生就在《明报》上发表《呼吁让步达成符合整体利益》的文章，安定港人之心。

金庸先生还接受香港《经济日报》记者采访，畅谈香港政局的前途，以及中国领导人迫切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心，促使撒切尔夫人及港督尤德爵士等人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面对现实，实事求是地与香港同胞一起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平稳过渡。

金庸先生还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、政制小组组长、咨询委员、筹委会委员身份深入到新闻界、文化教育界、印刷出版界等文人集聚单位宣讲香港回归祖国“16字”方针，解除港台人士的疑虑。

1993年3月19日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金庸先生，宾主间就香港回归祖国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。江总书记向金庸先生赠送了《浙江地名简志》《浙江文化书》《浙江方志源流》《浙江民俗研究》等17本书，并在《浙江地名简志》一书封面上题字：“查良镛先生惠存，江泽民，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”。

金庸先生在回香港飞行中，高空遐想，构思初搞，落地成文，在《明报》和《明报月刊》上发表了《北国初春有所思》的文章，严正指出彭定康等人搞的“政改建议”是不得人心，企图旧事重提，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，必将遭到香港民众的反对和国际友人的指责。

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，英国政府从1994年下半年起，逐步调整政策，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。1995年12月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过表决，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。金庸也在这个名单之中，他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。该筹委会的成立，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。从此，金庸全身心地投入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务工作中。

1996年11月9日，金庸偕夫人林乐怡女士返乡回到嘉兴探亲、到海宁、海盐、南湖区大桥镇中华化工厂等地参观访问，投资办企业。

金庸先生的母校嘉兴一中校长吴颖生闻讯后带领7名学生小记者到金庸先生下榻的嘉兴宾馆采访，一位天真活泼的小师妹提问说：“金庸大师兄，您对香港回归祖国有何看法？”金庸先生微微一笑道，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，不容外来人员侵犯。明年7月1日，香港就要回归祖国。统一大业，由于香港各界人士的积极努力，香港回归工作做得充分完备，合乎民意，国际友人也大力支持，安定团结扎根香港，发展香港的经济建设，一如以往平稳过渡。邓小平先生提出：恢复主权，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保持繁荣 ，这16字方针香港各界人士拥护，很好。

金庸又说：“香港作为世界经济贸易、金融中心，保持原有的经济体制，经营管理有益于香港经济发展，这对内地四化建设起一个窗口作用，我们可从中借鉴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。同时，通过香港窗口，内地大量农副产品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创汇，使中国更快更好富强起来。”

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，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这块土地上空。香港回归祖国，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，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，邓小平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变为现实。

邓小平与金庸的交往佳话

邓小平是金庸（查良镛）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最早的读者之一。1973年3月，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，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，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，并对其爱不释手。邓小平的护士郭勤英曾说：邓小平喜欢看的武侠小说，基本都是港台作家写的，像金庸、古龙和梁羽生的作品，邓小平都看过，看得较多的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。邓小平习惯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，津津有味地看一会金庸的武侠小说。即使是出差到外地，他也会带上武侠小说。邓小平睡前爱看武侠小说，是贪它不用动脑筋，看得轻松、不累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一次，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见到金庸，告诉他说：“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。”同时，邓小平读武侠小说也并非完全是为催眠和消遣，他能够将书中人物的命运联系自身来思考人生，获取人生的精神力量。

金庸的《明报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反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而著称，他因此被香港极“左派”骂为“反共反华”、“亲英崇美”，甚至上了“左”派的暗杀名单。他在《明报》执笔写社论，为邓小平被打倒打抱不平，强烈抨击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种种悖逆之处。他还在社论中不断地赞扬和支持彭德怀、邓小平等人，赞扬周恩来大力提倡的经济建设蓝图——“四个现代化”。1976年春天，“四人帮”刮起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邓小平第三次被逐出政坛。金庸在社论中不仅坚定地支持邓小平，而且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。此预测一年后即得到验证。在记者问他如何做出这一预测时，他说：“可以说，我的想法就是实际上代表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，既然是众望，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。”“四人帮”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，而邓小平不动声色，不予理睬，使“四人帮”一次又一次气急败坏、无可奈何，这使得金庸感叹不已：“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，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能力，真令人敬佩！”

第三次复出后，邓小平主张大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，此主张得到了金庸的极大拥护。他在《明报》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，认为“邓小平有魄力，有远见，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，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，令人佩服。真正的英雄，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，而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。”金庸对中国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，他相信有邓小平领航，中国这艘巨轮一定能够驶向辉煌的明天。因此，在中共领导人中，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。金庸曾不无感慨地说，几十年了，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。我一直佩服他的风骨。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，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。

邓小平对于金庸《明报》社论也是十分了解的。1981年6月27日开幕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，通过了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党的中心工作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，和平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。此时，邓小平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。为何要通过金庸呢？邓小平认为：金庸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，在华人世界颇有号召力。他多年和林彪、江青笔斗，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，台湾对他也有好感。1973年春，金庸访问台湾时，尽管蒋介石因重病在身未见他，但蒋经国与他进行了深谈。金庸本人也主张和平统一，他曾在视察杀气腾腾的金门之后感叹道：“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，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。”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。1981年夏，北京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。在这次访问中，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，报告很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，他在报告上批示：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。

1981年7月18日上午，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香港《明报》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。能见到敬仰已久的邓小平，金庸当然十分兴奋。他郑重其事，早早起床，梳洗一番，穿好西装，打好领带，然后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，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，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，已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。

一见到金庸，邓小平就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，满脸笑容地说：“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。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。你的小说我读过，我这是第三次‘重出江湖’啊！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，这是人生的规律。”金庸满面春风，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我一直对您很仰慕，今天能够见到您，感到荣幸。”一番寒暄之后，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，邓小平连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并问孩子们多大了，叫什么名字，在哪里读书等。两个孩子分别作了回答。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，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像下合影留念，然后到福建厅坐下会谈。邓小平见金庸穿着西装，便说：“今天北京天气很热，你脱了外衣吧，咱们不必拘礼。”于是，一位饱经忧患、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，与一位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展开了坦诚交谈。

邓小平对金庸说，中国以后的三大任务是：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、维护世界和平；完成祖国统一；搞好经济建设。金庸表示经济建设、民生发展最为重要，邓小平亦表示赞同，认为经济建设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。两人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时，邓小平说，六中全会召开时间之所以延迟，是因为《决议》还未写好，写《决议》经过反复讨论，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多人参加。写《决议》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，统一认识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。邓小平表示，世界上有100多种社会主义，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他还谈到金庸父亲查民卿当年在 “镇反”中被错杀一事，金庸连连点头：“人入黄泉不能复生，算了吧！”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悲剧，自己已淡然不记“前仇”了。

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后，金庸起身告辞，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。两人边走边谈，到了大厅外，还站着谈了一会儿。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：“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，到处看看，最好每年来一次。”

当晚，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，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，轰动一时。当年9月，《明报月刊》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《中国之旅：查良镛先生访问记》，此书出版后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出版3天后就告罄，连续加印了两次。

金庸回到香港后，立即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全新的《金庸小说全集》。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，金庸小说在内地“开禁”，并很快成为畅销书。

对金庸而言，这次会见影响巨大，他说：“访问大陆回来，我心里很乐观，对大陆乐观，对台湾乐观，对香港乐观，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！”

曾有人经问金庸先生：“人生应如何度过？”老先生答：“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”

人生在世，去若朝露。大侠的人生，可敬，可叹。

今天，让我们共同缅怀金庸先生：江湖再见，大侠走好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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